齐鲁文化:礼乐之邦的艺术绝响(图)

  山与海,共同构筑了山东文化历史的舞台。齐鲁文化注定了它将在后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,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,并最终成为这一伟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有一种曾经消失了一千五百年的声音。本来,它已经成为历史的绝唱。发出这种美妙声音的乐器叫做编钟。这套编钟,已经在地下用沉默伴随它的主人度过了一千五百多个春秋。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初年,才重见天日,打破了旷古的沉寂,让今天的知音们陶醉。

  时光回流2500多年,编钟上流淌过的音符,也曾让一位精通音律的哲人三月不知肉味。公元前517年,孔子从鲁国来到齐国。在听了齐国的《韶乐》后,感叹说 尽美矣,尽善矣。

  孔子评价艺术作品,从来都有更深层的用意,《韶乐》中不但有孔子的理想,还有孔子的榜样。这个榜样就是传说中的大舜。大舜在家时,是孝子,为臣时,是忠臣,为君时,则是明君。史书记载 舜耕于历山,即今天的济南千佛山。

  相传,舜是中国本土乐器——琴和瑟的发明者。琴瑟和谐,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最高境界。孔子听到的《韶》乐,是齐人以舜创制的乐章为基础再创作的宫廷大乐。

  《书经》记载了大舜的艺术见解: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,八音克谐,毋相夺伦,神人以和”。

  这寥寥数语,开启了中国文艺理论的最早源头。从那时起,“和”就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追求。

  也许是受儒家文化的深深浸染,山东古代的文化艺术非常注重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。而能把两者完美统一在一起的,莫过于书法。

  书法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大众艺术是在汉代。汉代人重视书艺超过了绘画。汉碑是汉代书法最重要的载体。目前,山东地区的汉碑数量为全国之最。仅曲阜孔庙之中,就有二十余通,几乎全是传世精品。其中《礼器碑》被称为“汉隶第一”。

  《张猛龙碑》是北魏正书碑刻代表,古人说它“开欧虞之门户”,被誉为“魏碑第一”。

  泰山更是中国历代书法精品的荟萃之地。从山下的岱庙到泰山极顶,几乎是中国历代书法的展览馆。

  这十个残存的小篆,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珍贵的十个字。因为它是由秦朝丞相李斯亲笔撰写。而李斯,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文字的制定者。

  岱庙中的《衡方碑》和《张迁碑》,刻于同一时代,同一地区,同为汉隶,同置一处,却一个古拙刚健,一个飘逸灵动,开创了后世两种截然不同的书风。

  泰山经石峪中依平缓山势刻成的《金刚经》,是一部写在山河大地上的、北齐时代的杰作,被公认为“大字鼻祖”,“榜书之宗”。

  正是因为有了深厚的人文传统和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氛围,山东才可能涌现出像王羲之、颜真卿等冠绝古今的书法宗师。

  深埋地下近2000年的汉画像石,同样是一部部刻在石头上的艺术杰作。目前,全国已出土10000多块汉画像石。其中,无论数量还是质量,均以山东为最。

  “济宁汉画甲天下”。出土于嘉祥县的武氏墓群石,是汉画像石的巅峰之作。武氏祠内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标志性图案。

  蹲立在武氏祠内的一对大型石狮,是我国最早有确切年代记载的石狮造型艺术珍品,堪称石狮雕刻的鼻祖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在包括伏羲、女娲、三皇五帝在内的十位古代帝王画像石中,大禹的后边紧跟了一个夏桀,这种别具匠心的安排,体现的是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的思想。而祠堂墙壁上的其他三组人物,为列女、孝子及忠臣,分别表现了节、孝、忠三个观念。武梁祠的设计,采用了类似《史记》的著述原则。但这是一部图画的历史,是来自民间的声音。

  武梁祠画像石中的人物全部处于飞动的节奏之中。这种形式上的极度夸张充分显示了汉代的民族自信力和刚健自强、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,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气象。

  汉画像石的本土题材,粗犷、雄浑、庞大、崇高,艺术地体现了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。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乐舞百戏等场面,则彰显着汉代热情奔放的时代精神,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、开放包容。山东沂南北寨出土的这块画像石,表现的汉代杂技源自古代缅甸。

  汉画像石打破了艺术和实用的界限,打破了艺术家和民间艺人的界限,也打破了绘画、雕刻和建筑之间的界限。岁月流逝,其实用元素逐渐褪去,其不朽的艺术精髓日益凸现,汉画像石也从大众走向了经典。

  佛教传入山东地区以后,这种新的宗教观念也带来了新的艺术样式和审美趣味,它同山东自古擅长的石雕艺术结合在一起,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载体,这就是佛教造像。

  青州,传说中大禹设置的古九州之一,也是山东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。

  1996年10月7日,在与青州博物馆一墙之隔的工地上,人们意外开启了一座古代地下窖藏。经过七天七夜抢救性考古挖掘,人们才发现,这是打开了一座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。400余尊尘封已久的佛像,终于盛世重光。这些佛像全部来自青州历史上的龙兴寺。这是一个改写中国美术史的重大事件。

  这些佛像的时间跨越了公元5到6世纪,大多秀骨清像、褒衣博带,是典型的汉化佛像风格。其中,有一种特殊的雕刻风格格外引人注目。

  这尊雕像,被认为是龙兴寺佛教造像的代表。她的脸上完全人间化、中国化的微笑、安详、温和、静谧和些许神秘,使她被誉为东方的“蒙娜丽莎”。

  尽管龙兴寺的雕塑作品被长期湮没于地下,但是以人为载体的雕塑技艺却始终在流传。到宋代,又一座雕塑艺术的高峰在山东出现。这就是济南长清灵岩寺里的宋代彩塑。这四十余尊彩塑,表现了释迦集会讲法的热烈场面。它们均以现实人物为原型,生动逼真,无一雷同。甚至身上的血管和青筋都历历在目。灵岩寺彩塑被梁启超誉为“海内第一名塑”。

  山东古代文化艺术的辉煌与传承,除了物化为石质、泥质的碑刻、画像石、雕塑,更多的是以纸、绢为载体的文学和绘画作品。如果说,贫困和流离还可能成为文学,特别是诗歌繁荣的温床。那么,绘画的繁荣必须依赖一片安定、富庶的土壤。

  《游春图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绢本绘画作品。它的作者是山东阳信人展子虔。他生活在经过了长期分裂、战乱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王朝----隋朝。这幅画散发着古典的悠闲与平和,它所呈现的题材和技艺标志着山水画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画科。展子虔被后代画家誉为“唐画之祖”。

  宋代,封建经济空前繁荣。中国的绘画艺术也达到了最高峰。齐鲁画家是当时画坛的一个重要群体。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代表了宋代纪实绘画的标志性成就。他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了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,全画长达5。28米,有人物550多个,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风俗画。

  从《诗经》开始,《齐风》、《鲁颂》分别唱出了民间的通达和庙堂的高雅,歌诗里是两种迥异的风俗和两个不同的国家。《诗经》而后,齐鲁文坛,代代相承,灿若群星。

  两位作家,在同一个城市,同一个年代,作品同样流芳百世,共同擅长同一种体裁,而又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流派,有多少这样的奇迹可以重来?南北宋之交的山东济南,就演绎了这样的文学和城市传奇。宋代的济南,“潇洒似江南”,婉约派的代表李清照和豪放派的代表辛弃疾,共同书写了这段可遇不可求的历史传奇。

  李清照的前半生,是一名中国古代知识女性可能获得的最美满的人生。除了和丈夫的时分时别,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给她带来些许哀愁。她的哀愁也是如此美丽: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。

  然而,山河易色,国破家亡。战争的巨浪把李清照卷到了江南,也卷到了社会的边缘。终其一生,她都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,没有回到过去的生活,甚至没有看见任何回到过去的希望。

  辛弃疾出生时,中原已经在金朝政权的控制之下。图谋复国,是辛弃疾从少年时代就激荡不已的理想。当金朝再次南侵时,年仅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聚众两千,在敌人后方起兵抗金,屡建战功。

  和李清照一样,他也在一个萎靡不振、无所作为的政权下耗尽了所有的梦想、才干和回到故乡的希望。“国家不幸诗人幸”。社稷大厦将倾,为辛弃疾的豪放和悲壮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和背景,也铸就了辛词慷慨纵横、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。后人评价他的作品:别开天地,横绝古今。

  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时,我们不能不提到两座伟大的工程曾经如何影响到我们文明的进程。这两个工程,一个是长城,一个是京杭大运河。

  运河和南北漕运的开通,使山东的经济重心发生了由东向西的移动,也使运河两岸出现了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市井百态、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不同的艺术品种。此时,依托观众和市场的戏剧应运而生,繁华的济南和东平更成为北方元杂剧艺术的中心,并诞生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剧作家。

  清朝初年,早在四大徽班进京前,产生于山东的古老剧种柳子戏进京演出,风行南北,被列入“一时称盛”的四大剧种,与昆、弋、梆齐名,并称南昆、北弋、东柳、西梆。

  清代康熙年间,两部戏剧轰动了朝野。一部是浙江洪升的《长生殿》,还有一部是山东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。当时被并称为“南洪北孔”。《桃花扇》是一出悲剧,颠覆了当时观众的审美期待。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使它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另类。它通过南明王朝复社才子侯方域和淮扬明妓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,透射出浓郁的家国之叹、兴亡之感。

  民间的艺术趣味、艺术样式在变化,在成长,实现着从大众到经典的转换。在传统的文学领地,山东的作家们依然举足轻重。明代的李攀龙、清代的王士祯,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, 引领着文学的风尚。但是,真正把大众与经典完美结合在一起,并取得不朽地位的,却是来自山东淄川乡间的一位的教书先生,他就是蒲松龄。

  蒲松龄用一生的精力不懈地追求两件事:一件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,另一件是完成聊斋系列作品的写作。聊斋是蒲松龄简陋居所的堂号。在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中,蒲松龄充分利用了山东的民间信仰传统和典雅精美的文言形式,使各种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真正成为文学的精品。他笔下的花妖狐魅、鬼怪神灵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,它对腐朽黑暗、贪虐暴政的批判传达了来自底层的立场和声音。当代文豪郭沫若称赞他 “写人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。《聊斋志异》陆续完成后,立刻风行于世。

  山东历代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功,其实都来自孔子奠定的传统。文学和艺术对于他们来说,更多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。他们的创造 ,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逍遥,而更要有益于人心世道。

  这种使命感,始终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正统与主流。在充满使命与责任的人们这里,文章就成了千古之事,文章也成就了他们的千古之名。

  莒县定林寺。寺中的银杏,四千树龄,岁岁枯荣,阅尽沧桑。

 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每一个清晨和傍晚,都会有一个年轻人,来到树下,低吟徘徊。他叫刘勰,一个既无功名,当时也看不到什么前途和希望的孤儿。他正在定林寺的庇护中构思并尝试撰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。当时的每一个人,都未曾预料到刘勰身后的成功,更未预料到这部叫做《文心雕龙》的著作,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。

  刘勰的际遇,就像历史上所有的艺术天才,在寂寞、坚守和无意识中成就了未来。而艺术天才们在这块土地上成就的事业,就像这棵大树,生生不息,根深叶茂,泽被后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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